读书为学底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在娱乐上学问底主要的用处是幽居静养；在装饰上学问底用处是辞令；在长才上学问底用处是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

而书籍之浩瀚如夜空中的星辰不可枚数，我们应从那一颗星开始呢？据我几十年读书之经验，《唐诗三百首》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一生读书的第一步。从小孩发蒙，文辞训练，精神气质之养成，对自然、人生的认识等等，无不从这第一步开始。这方面林语堂说得极好，他认为：

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倘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按：如汪兆铭年轻时曾做过刺客，被捕后，就做过一首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从而引来当权者的同情与感佩，对其礼遇有加）。因为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的绘画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绘画的精神与技巧，倘非根本与诗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替代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诗又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的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有时它引动了浪漫主义的情绪而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种宽慰，有时它迎合着悲愁、消极、抑制的情感，用反映忧郁的艺术手腕以澄清心境。它教训人们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它给予人们以一种易动怜惜的情感，对于采茶摘桑的姑娘们，对于被遗弃的爱人，对于亲子随军远征的母亲，和对于战祸蹂躏的劫后宰黎。总之，它教导中国人一种泛神论与自然相融合：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似觉光阴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赌秋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在这样的意境中，诗很可称为中国的宗教。吾几将不信，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吾国吾民》）

诚哉斯言，不学诗，何以立。而孔子早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学诗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尤其重要。孔子还说：“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段话又可见学诗之益处多多，当然学诗者也就多多了。吾国乃是诗的国度，生活是诗，文字是诗，阅读和成长自然更是诗。我们一代一代吟咏着春秋之意，冬夏之情，在不同的环境中感悟不同的诗篇带给我们的人生畅悟、精神愉悦，乃至生命安顿。唐诗，历经千年的发展、流变、传承，几经沉浮，几经阐释，到达我们这里，但我们仍然可以读到新的内涵和意义，依然可以在这些不变的诗篇中感受到变化的世界。而这正是文字的魅力，诗歌的价值，它回应着商汤那个古老的命题：日日新。下面是我写于1985年的一段文字，如今重新读来，我终于明白，它不仅关乎新诗之“日日新”，也关乎唐诗之“日日新”。现录如下：

记得1985年3月在重庆歌乐山下，四川外语学院一间昏暗的学生宿舍，我和张枣、彭逸林与北岛、马高明见面，几天后，在北温泉一间竹楼里谈论文学。夜里外面下着春雨，嘉陵江在黑夜中流淌，周遭真是静得可怕。

同年5月我所创办的《日日新》民间诗刊印行。

我写下编者的话，全文如下：1934年，艾兹拉·庞德把孔子箴言“日日新”三个字印在领巾上，佩带胸前，以提高自己的诗艺。而且庞德在他的《诗章》中国断章部分还引用了中国古代这段史实：

“Chen prayed on the mountain and

Wrote MAKE IT NEW

On his bath tub

Day by day make it new”

——canto LIII

汤在位二十四年，是时大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天亦触动，随即雨作。继而作诸器用之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为警诫。

1985年孟春的一个下午，我与张枣偶然谈及此事，蓦然感到，人类几千年来对诗艺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顿时肃然起敬。“日日新”三个字简洁明了地表达了我们对新诗的共同看法。我们也正是奉行着这样一种认真、坚韧、求新进取的精神，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

我们牢记一句话：“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

我们牢记三个字：“日日新”！

是的，正是在这“日日新”的感召之下，当我们感叹生之有涯而朗诵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安慰我们对光阴流逝的哀痛与死亡的恐惧，并在朗诵中精神为之一振，刹那间获得了永生的感觉。接下来，“日日新”般的感觉纷至沓来：

当我们对孟浩然“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的形象心领神会时，我们似乎已彻底抛弃了终日劳碌的紧张而让身心完全松弛了。

当我们要破译死亡的密码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寒山的“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当我们要表达友谊时，我们会在洁白的纸上写下王勃那家喻户晓的二行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当一名青年书生决心投身军旅时，他定会朗诵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倘在春夜里把酒歌唱，我们会低吟：“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陈子昂)

老游子们归来，会集体背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

面对像春节这样的良辰美景，我们又会对海峡对岸的同胞高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如今每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

如今中国人对早春的一般感受仍然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

毛泽东曾在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句诗中发现了“意志”，我们也在他的“一片冰心在玉壶”中发现了冰清玉洁的人格之美丽。

王维不仅为我们传达出“渔歌入浦深”的人生妙悟以及他那“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山居生活的况味，也为我们指出人之一生有明也有暗，但最终人生是有希望的，那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去过新疆的汉人，会再次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画面所感动。

处于相思的情人最爱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

在年复一年的新春佳节之时，我们永远只说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

在年复一年的别宴上，我们又永远只说两句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在一代又一代人途经三峡的船上，谁人不凭栏背诵太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呢?

有人说：“捉酒须结韵友”，那不正是太白式的“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吗?

对月时，我们会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赏花时，我们会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杜秋娘)；登山时，我们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待雪时，我们会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泛舟时，我们会说：“水面细风生，菱歌慢慢声。”(王建)

如今一些都市中人欢喜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此种生活不正是唐朝“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生活吗?那正是晚唐富贵温柔的扬州生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如此“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的生活，今人虽在夜夜经历，但又有谁人能像唐人那样表达得透彻入骨、刺人心肠呢?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那些商人之妻当然最能体会太白《江夏行》中二句：“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然而重压下的商人有时也去乡间别墅度假，消得长夏的光景，享受简单宁静的生活，这时他们也会尽情体会”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杜甫)的乐趣。

一种“农家乐”式的生活正在都市风行，那其实又是在重返唐人的感受，即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或杜甫的“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之感受。

张爱玲年轻时最爱说一句话：“出名要赶早呀!”看来她是相当深入地体会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的至深道理。

人生如此之短暂，大快活又如此之少，我们理应倍加珍惜光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此首《将进酒》，正是我们苦难人生中最大的欢乐颂，国人至今无不能倒背如流。

唐诗的大道还在继续向前，它日新月异的美还在令我们应接不暇……

当怀乡时，我们说：“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杜甫)。

当颓废时，我们说：“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甫）

当忧愁时，我们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

当追忆逝水年华时，我们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

当恋爱时，我们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或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

当失恋时，我们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当赞美一位贤德的妻子时，我们说：“未谙翁食性，先遣小姑尝”(王建)；而面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时，我们又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

当遭遇一桩未竟的艳遇时，我们却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

当功成名就、激流勇退之时，我们就说：“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杜甫》

最后当衰老时，我们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天涯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

唐诗无穷的魅力，还可以无穷地这样写下去，但就此打住吧。问题已经清楚了。唐诗虽是发生在中国7世纪的故事，至今已有1000多年了，其中又经历了多少物换星移、朝代兴废，但依然离我们那么近，那么亲切。唐诗甚至成了我们每个人饮食起居的一项，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肉类、蔬菜、水一样。我们的心灵无时无刻不需要唐诗的安慰，没有唐诗，我们的心将会麻痹，“失去活跃的精愫”(当然也永失灵感)，又犹如我们没有空气会死一样。

唐诗的确与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唐诗的日常性的确堪称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如果没有唐诗，我们又的确难以想象，中国人能够活到今天。而这一切概括起来，不过就是那简单而博大的三个字“日日新”。

作者简介：

柏桦，1956年1月生于重庆，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诗集及学术著作多种，《望气的人》（台湾唐山出版社），《往事》（河北教育出版社）《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四川五君子》（合著，德国荷尔德林协会出版），最新如《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史记：1950-1976》、《史记：晚清至民国》已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英文诗集Wind Says（《风在说》）已由美国西风出版社（Zephyr Press）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点墨》、《别裁》已由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2014年出版。曾获安高（Anne Kao）诗歌奖、《上海文学》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红岩》随笔奖等。